陈庆振：心若静水蕴海涛

  他是中关村科技体制的率先探索者，他在壁垒森严的体制中受命领衔，踏上破冰之旅，创办了科海，最早实践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的结合；他在事业巅峰之时，毅然转身，由声名显赫的企业家转为企业家的服务者，甘当绿叶为将企业家推向现代社会的大舞台竭诚尽智；他温文尔雅，立身行事低调，淡泊名利，待人亲和无间之中奉献智慧和温暖

  2011年新春到来之际，当人们沉浸在农历大年的喜悦之中时，一位年已古稀、身材颀长清癯的老人，非但未在家中尽享天伦颐乐，却独自开车奔忙，去走访、看望、拜年曾几何时，他是闻名遐迩“两通两海”的代表人物，中关村知名的创业家。若说他是物质财富的拥有者，时下他一无所有；惟有的是他的头衔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这已经是第13个年头了。自1998年陈庆振临危受命，割舍下他为之呕心沥血创办的科海，毅然转身成为中国民协秘书长以来，岁岁年年，每逢春节必办两件事：一是亲自登门拜访当年精心呵护中关村民营科技创业的老领导、老专家、老同仁，向他们拜年，表达慰问和谢忱，追忆那个相濡以沫、激情燃烧的岁月；二是组织辞旧迎新团拜会，衷心答谢社会各界对民营科学技术事业的理解和支持。辛卯春节期间，陈庆振接连几天看望了吴敬琏、胡德平、张福森、李荻生、沈仁道、邵干坤、王治国即使奔波劳顿患了感冒，还坚持去看望民协老秘书长华贻芳的家人，向这位曾经为中国民营科学技术事业和民协工作竭诚尽智的已故的老同志表达缅怀和敬意，向其家人送上温馨祝福。陈庆振乐此不疲。他认为，他的举止代表了中国民协整体对全社会关怀厚爱的报答。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烈士遗孤的陈庆振，在中关村已逾45年。无论是在中科院从事科研，还是蹈海民营科技创业，一直秉持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这是他始终如一的行事准则。从1983年执掌叱咤中关村历史的“两通两海”之科海、1998年受命于艰难之时接手中国民协，至今28年的风雨磨砺，他依然是一副学者和研究人员的气度。“温和、谦和、平和”三和一体的陈庆振，没有王洪德的激情澎湃和波澜壮阔，却用实业支撑与实践了陈春先技术成果转化的理念，于平和中书写下中关村历史上“绿色”的一笔乐嘉的FDA性格色彩，将人的性格类型分为红蓝黄绿4种颜色，和谐宽容是绿色性格的典型特征。这样4个字的高度概括正勾勒出了陈庆振这个人的基本轮廓。

  作为中国民协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庆振坚持为企业家服务，为民营科技公司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奔走呼号，是他，褪去协会的半官方色彩，将服务的宗旨放在第一位，协调各方资源，将中国民协变成民营科技公司的“娘家”。而陈庆振，那温和、平易的气质，永远带着“娘家人”的亲切。

  虽然在中关村的创业历史上，第一代创业者们有不一样的发展轨迹，但是，同样象牙塔顶中科院的背景、研究人员的发散性思维方法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使他们在中关村历史上挥毫泼墨，各自写下重要一笔。陈春先受美国硅谷和128公里模式的启发，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的天分，首次在中关村提出“新技术扩散”理念；王洪德“五走”创业，亲身实践，并受计算机应用浪潮中欲罢不能的事业心驱动，创办京海；陈庆振创办科海，则有着其偶然性和必然性。偶然性在于作为研究人员，阴差阳错地去管理档案并接触到大量密封的高科技成果；必然性则是因为那个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以及他书卷气中敢做决断的性格特点，决定了他的人生轨迹。

  上个世纪60年代，因为特殊的时代原因，我国的科学家数量很少，国防科工委研究力量存在不足，便借助中国科学院的人力资源来进行国防科研工作。所以，中科院里设有一个新技术局、一个计划局。新技术局对口国防科工委，承担的都是国防科研的任务。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陈庆振分到中科院物理所之后，就进入了物理所国防科研的序列（第十一研究室，该室参与我国第一颗东方红卫星的科研攻关任务）。然而刚进入该室不久，所有的大学生一定要进行阶级斗争教育，所以，陈庆振和很多刚刚分配的大学生一起，由当时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带队，到山西运城去进行社教。

  1966年，陈庆振回到物理所并接手新的科研任务。1969年，新任务告一段落之时，正赶上珍宝岛战役（是中国人民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击退苏联军队入侵的战斗）。陈庆振的夫人是二机部第一设计院设计核燃料工厂的，由于北京离外蒙古近，珍宝岛战役时这里是前线，所以很多国防单位南迁。根据当时的规定，陈庆振可以随夫人调往二机部。

  陈庆振虽然话不多，但是平和沉稳的行事风格，却往往使他特别容易得到他人的认可。在科研任务中的表现使他成为课题组里重要的研究人员，陈庆振没能跟随夫人马上调走。“我和夫人两地分居了，我只有将北京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寄给夫人。”陈庆振回忆说。这样一个时间段，没有谁想到，陈庆振的人生轨迹正要开始发生偏转，他作为一个科研人员的道路已然出现岔路口。

  此时正好赶上院系调整，空间研究院成立，物理所一部分人员并入空间研究院。当时物理所管国防档案的人也调到空间研究院，国防档案就需要有人接管。如果临时找人，要经过外调、社会关系审查等一套复杂的程序；而这时的陈庆振，夫人跟随单位南迁了，正不安心，不想接手新的科研任务，担心因此“更走不了了”。于是，他被调往科技处，负责管理技术档案室。

  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下，陈庆振接触到了物理所的科技档案。他也正式迈出了走向人生分岔口的第一步。

  为了迅速熟悉档案情况，陈庆振将所有的档案大致浏览了一遍。当他打开国防档案的柜子后一看，惊呼，“哎呀，太可惜了！”直到今天，回忆起当初自己的那种心情，陈庆振的脸上依然是深重的惋惜。很多尘封的高技术，是国防任务所用的，但又都是当时中国需要从国外购买，而很多国家又对咱们进行技术封锁，有钱都买不到的。

  “我认为这事儿不对。”陈庆振想。一方面受制于于人，另一方面明明有技术却被锁在柜子里睡大觉。陈庆振坐不住了，他跑到科学院计划局的成果处，希望这些技术能够被推广应用。但他得到的答复是，“这些是由国防科工委管的，科学院无权动用，这有一套严格的规定。”陈庆振又找到计委的科技局、经委的科技局，希望一同研究如何将这些尘封的档案推广用起来。最后，由国家计委出面，召开了一次座谈会，经委、计委、教委、中科院等几个部门一起座谈。结果各个部门想法不同、标准不一样，开了几次会，都没办法形成统一的决定，最后不了了之。

  “我觉得窝囊。我认为是天大的事情，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呢！”陈庆振想。后来，陈庆振通过媒体制造舆论，他写了一篇《成果推广为何这么难》的文章，很快得到了相应。中国科学院有几个所的人也陆续发表文章，响应陈庆振的呼吁。

  由于体制原因，这些呐喊终究不了了之。陈庆振的朋友们对他的评价是，“他是个做事儿的人”。所以，陈庆振并没有就此放下，虽然他没有王洪德那样与体制决裂的冲动和干劲，但是，他却有他的执著而果断的坚持。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陈庆振这么一折腾，引起了科学院的关注，为此后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耽误了大量时间，也拉大了中国与世界科学研究的差距。1978年3月科技大会之后，科学家们认为科学的春天来了，科研人员应日夜兼程，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加强基础研究，缩短我国与国际上的差距。同年底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了“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1980年至1982年党中央先后提出了“科学技术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方针。

  为了积极做出响应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落实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1982年，中科院在民族文化宫组织了一次成果展览会，向中央和大众展示科学院的应用成果。

  这次成果展览会后，中科院将如何有效推广应用成果，并让其真正为国民经济服务正式提上日程。“由于此前我一直为成果转化到处奔走，所以我作代表出席了科学院成果推广的调研。经过几次调研，科学院决定成立一个机构中国科学院新技术推广中心。”陈庆振说。

  “一听说要成立推广中心，院部机关的部分同志们希望搭一个大庙，就可以容纳很多菩萨。当时提的方案是建立一个局级编制。但我认为，如果建立一个局级编制，就会来一个局长，几个副局长，下面又是一大帮处长，结果没人干活儿。”陈庆振回忆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提职称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发表论文的数量，以论文多少来决定科研水平。所以，当时物理所人分三等：最高的一类是搞基础研究的，要求科研功底比较深；第二类是搞应用基础的，就是在理论基础上进行一些应用定向的研究；第三类就是搞应用研究。“推广成果，带着成果到工厂去，和工人一起摸爬滚打，把一个成果变成一个产品，在物理所是不入流的，提职称是没门的。”陈庆振说。

  那么，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陈庆振为什么放弃了“正途”，偏偏热衷于谁都不愿意干又没有一点好处的成果推广呢？陈庆振所代表的是中国历史上很有特殊性的一代人：从小在农村长大，当亡国奴的时候，钻青纱帐、钻地道，小小的记忆已经存储了当亡国奴的滋味；解放以后，对农村的穷深有体会，缺医少药，以及油灯那花生米粒大的火光成为他们永远抹不去的记忆，“我从小就感觉到，国家富强比什么都重要，再加上在学校里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让我们意识到，必须为国家做贡献，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今天的人或许很难理解，这些爱国主义精神原本只是记录在书本上的条条框框，缘何就能够在现实中找到真实的范本。每个时代都有时代的特征，而陈庆振他们这代人，就是永远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计小我。而这，也成为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铺垫的创业文化，传承至今。

  对于当时院里机关“建新庙”的构想陈庆振和一些同事予以否定，他们坚决认为，推广成果是要到企业、到车间的，是很苦的事。“我们提了个建议，这些本来就是鉴定过的成果，应该放在成果处。成果处两块牌子，一块是中国科学院计划局成果处，另一块牌子是中国科学院新技术推广中心；一套人马，由处长兼主任，副处长兼副主任，然后从研究院里找一帮愿意做推广的人做工作人员。”这个方案被科学院的领导采纳了，推广中心被放在了成果处。

  推广中心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成立一个机构合作推广。当时出差一天的补贴只有6毛钱，根本不够开销，所以科研人员没有出差的积极性。未解决这个问题，新技术推广中心就考虑建一个机构先在北京市推广。经过调研，“中国科学院北京市海淀区新技术联合开发中心”成立，主要是负责把中科院的成果推广到北京市，重点是海淀区。这个机构就是科海的前身。

  “刚开始做科海，脑子里没想那么复杂，就认为物理所里有这么多珍贵的科技档案，那么我相信科学院所有的所里应该都有，那全国其他单位肯定也有，成果推广这件事应该做也必须做。如果能把这些能量都释放开来，对国家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大事。但是究竟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当时一点儿谱儿都没有。”陈庆振回忆起初创时的心情，这样说道。

  他同样没想到的是，科海成为中关村历史上最早的一块试验田将中科院密集的智力资源与海淀区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结合起来，由此产生分崩效应，走出了另外一条民营科技创业之路。今天，中国科学院与区域政府合作的机构遍地开花，成为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的坚强技术后盾，论其发端，则要追溯至科海。这也是陈庆振和他的科海对中关村乃至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所做出的最突出贡献。

  回首中关村民营科技创业的发端，中科院的主体地位不容置疑。今天，中关村许多在行业领域里具有影响力的企业，仍然和中科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中关村唯一一家千亿元规模的企业联想，也是从中科院出来的。

  科海的成立，要归功于当时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提出的“一院两制”，一方面加强基础研究，追赶失去的10年光阴；另一方面重视应用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从而使得一大批有胆识有理想的知识分子探索和尝试，实现了中关村一个又一个“第一”的突破：第一家非公有制企业京海、第一个高校教师创业企业海华、第一个学生创业企业希望而在实践中科院科技成果扩散方面，陈庆振是真正的先行者。今天的中科院，和吉林省、湖北省、贵州省等大多数省级政府有战略合作，然而，这种智力密集资源与区域经济结合的发端，却开始于一家小小的企业科海。而且，一边是中科院，一边是海淀区，科海却不是一个官办机构，而是采取了集体所有制，这充足表现了中科院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之下改革的思路，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自由的空间，下放经营权和决策权，让企业大胆改革，创新突破。从这个意义来看，不说科海后来的发展如何，单就其诞生的背景意义以及其在中关村民营科技创业史上的地位，就足以使科海的历史价值不可磨灭。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中科院和海淀区虽处在同一个地界上，却互无往来。陈庆振受命执掌科海的时候，院里对他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搞好和海淀区的关系。他不负所托，在运筹科海的十几年里，与海淀区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关系，科研机构与区域政府之间的沟通步入良性发展轨道。这也突出地显现了陈庆振为人厚道、谦和，与人为善，真诚待人的特点。此后，人脉是陈庆振在不同岗位上都能有所成就的重要基础。

  1983年5月4日，“中国科学院北京市海淀区新技术联合开发中心”正式成立。从长达20个字的名称能够准确的看出，此时科海只能算作是一个自负盈亏的技术开发机构；直到一年之后，科海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公司。

  科海成立以后做过一次研究，就是成果转化的重点到底放在哪里？当时讨论的结果是，国外计算机应用已经很普遍了，国内差距还很大。电脑应用对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作用是很明显的。要提高生产效率，中国迟早要普及计算机的应用，因此，科海确定业务方向要以提高电脑应用的普及率为主。

  但是电脑应用从哪里着手呢？电脑是外国人发明的，系统使用的是英文，中国人要用，大部分人不懂英文，那么电脑在中国应用的前提就是要实现汉字的输出输入。既然科海确定以电脑为重点，在中国普及计算机的应用，那么，首先就要解决汉化问题。有了这套思路，科海找到计算所的所长曾茂朝，当时高庆狮支持的研究室，下面有一个组在研究电脑汉字的输入输出，但研究还未成熟。后来经过协商，这个组的人搬到科海去工作，由科海发工资、发奖金，计算所的编制不动。成果出来后，所有权仍归计算所，科海负责进行技术熟化。陈庆振说：“后来做出了一个类似现在厚DVD的样品，叫做汉字处理装置。连上8位机，就像汉卡一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电脑输出汉字。要说中国汉卡的老祖宗，那是科海的汉字处理装置，是计算所的成果。”

  有了汉字系统之后，科海推出的第一个产品是工资管理系统。“没有这套系统以前，不管研究所、院部机关还是工厂，一到发工资的时候，算盘就噼里啪啦地响，要有多少加班费，请假要扣多少钱，非常忙碌和繁琐；科海工资管理系统出来之后，财务只需要录入有关信息，系统就计算出结果了。因此这个系统非常受欢迎，一上市就供不应求，为科海淘得了第一桶金。”陈庆振说。

  科海的迅速崛起，与当时选择这个方向是有密切关系的。后来科海又开发了数据采集系统，以电脑取代人工值班，实现工业监控的自动化。工艺监控科学了，产品质量自然就高。因此，这个数据采集系统也很受欢迎，科海由此又大赚一笔。“当时，一台电脑的毛利能赚1万元。”对于中关村来说，这样的利润率是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

  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大都和卖电脑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但是，科海之所以在中关村历史上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与陈庆振秉持成果转化的思路不无关系。为了转化成果，陈庆振想了很多办法，也进行了很多实践。煤矿使用的压力传感器，还有现在医药部门鉴定抗生素多少单位的鉴定仪器，都是当初科海成果转化的结果。

  最初科海这个“科技红娘”，干的就是“拉郎配”的事儿。每年中科院成果鉴定完之后，陈庆振就左手一本成果本，右手一本海淀区工厂名册，然后像婚介所一样，把看起来对口的促合在一起。“结果成功率很低，10个里面成不了一两个。”陈庆振说。科学技术人员跟他抱怨，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可是工厂的工人连欧姆定律、中和反应都不懂，怎么搞精细化工；工厂的人也跟他说，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可就是掌握不了，是不是科学技术人员看不起工人，认为工人没文化，所以藏着一手？

  经过分析研究多个案例，陈庆振总算想明白了：一种原因是中科院的成果绝大部分不成熟，没有做中间实验，没有做工艺研究、工程设计，另一方面是吸收消化接收中科院成果的都是社办工厂，人员技术素质太低。必须对成果进行二次开发，进行熟化，“相当于把鸡蛋拿来，先孵出小鸡，再拿到企业的大鸡场里去养殖；把种子放在我这里培育成秧苗，再拿到地里去栽种。”

  陈庆振建立中间试验厂，对科学院的成果进行二次开发的想法，得到了中科院秘书长顾以健和研究所的支持。由于建立中间试验厂需要购买设备，建立孵化场所，陈庆振打报告向院里申请20万元经费。没想到顾以健看完之后，在后面又加了5万元。此举非同小可，当时申请经费向来是“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陈庆振获得的5万元事小，这笔钱背后所承载的科学院对于成果推广，以及对科海所寄予的希望，才是巨大的推动力。

  声学所所长关定华听到这一条消息后说：“老陈，好，我全力支持你。我这里有一项成果，油的掺水乳化技术。”在炼钢厂，重油燃烧是否充分取决于高压枪喷射出来油滴的大小，但不管多小，油滴都不可能充分燃烧，最后会炭化成一个小碳粒，排入大气，并造成污染。声学所的这项技术，是在油滴中间加入了一个雾芯，形成油包水型的乳化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油滴的充分燃烧。研究所之所以不敢将这项技术向鞍钢推广，是因为油包水的形态，放置时间长了，就会破乳，水油分层，导致成钢报废。陈庆振自告奋勇，由科海对这项技术进行二次开发并向鞍钢推广。关定华对此非常支持，将整个研究组都交给陈庆振负责，并在中试厂那里建立了一个变压器供电，由科海负责孵化，然后再与企业对接。此后，国家计委能源司资助了科海30万元，科海用了两年的时间在中间试验厂对这项技术进行熟化。技术熟化后，陈庆振说服鞍钢用试剂炉去试验。试验成功了，鞍钢给出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实现节油8%。1989年，这项技术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以及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一等奖。使用这项技术后，几个大炼钢厂一年节约的油费就达上亿元。最后这项技术遍地开花，成为许多行业的一项通用技术。

  此后，科海与447厂联合开发的大型线切割机床和四坐标三联自动火焰切割机，1986年通过了兵器工业部、国家机械委和中国科学院的联合鉴定，获得中科院重大成果奖和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并向包头第二机械厂成功转让。中间试验厂的建立，使得科海在成果转化方面的成功率大幅度的提升，一大批改善落后生产面貌、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源源不断地推广向各行各业。

  1993年科海成立10年，周光召为科海题词“科苑志士，海上先锋，十载创业，指日凌云”，此时的科海达到了事业的巅峰期。陈庆振在科海10年的致辞中写道：“在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科海选择了困难而意义重大的探索之路：依靠自己的技术积累，依靠中国科学院的雄厚科研实力和海淀区政府的全力支持，开发高新技术成果，为国民经济与国防建设服务，尤其致力于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大中型客户服务。”这个思路即使放在时下的中关村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中关村大量民营科技公司，正是依托技术服务于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作为科海的领军人，陈庆振打拼了十余年。或许，在那个大变革年代，新旧体制处于交错嬗变之中，企业管理体制不时受到行政力或准官色彩的掣肘；或许，陈庆振性格使然，缺乏诸如柳传志、王洪德那种机缘，陈庆振从其亲手创办的科海退下来。

  1994年，在退居二线后，陈庆振终于有时间歇下来。数度春秋尽，十载创业艰。经验、教训、苦辣酸甜积淀下来，都成为他深刻反思的由头。回过头来总结科海的教训，陈庆振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做企业要求能够掌控上游原材料的持续供应、市场的有效拓展、资金的健康流动、人员的管理等方方面面，而这一切，我们的知识分子创业者是完全陌生的。要注入资金，你得给人家股份；要吸引高技术人才，你必须给出高薪或股份。而我们做企业，对自己所做的技术产品很有信心，但是对这样一些问题的认识不足，舍不得。这样，企业只能慢慢往前爬，爬几年，有新的产品技术替代，就一蹶不振了。这样的案例太多太多了。今天的企业，相对来说比当初好多了，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仍然都会存在。”

  陈庆振来自农村，大学毕业于久负盛名的南开大学化学系。农村原生态的自然资源和所学的专业专长，无疑使陈庆振更关注生物产业链和自然环境的保护。每当陈庆振回到农村，看到田园的自然风光，就会流连忘返；一旦看到盛夏麦收之后，田间地头麦秸燃烧，浓烟弥漫，风光不再，他思绪翻腾，痛心资源浪费：如山堆积的麦秸被白白地烧掉，太可惜了；同时又污染自然环境和空气。他认为，变废为宝，发展可持续再生的农业产业非常重要。

  1997年盛夏麦收时节，陈庆振回到了河北新乐老家，再次看到到处浓烟滚滚。“能利用这些废物来为农村做点事，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他说。

  经过调研之后，陈庆振打算将要烧掉的秸秆变成资源，发展秸秆产业。1998年4月，陈庆振正式申请成立了民营科学技术事业机构北京益农技术研究院，并出任院长。研究院第一个项目就是把秸秆粉碎成粉状，做成可降解的餐盒。“过去秸秆烧掉了，污染空气；现在我们要把它变成一种资源，获得再利用；而餐盒使用之后，粉碎了又能成为很好的饲料，这就形成秸秆餐盒（解决白色污染）饲料（转化成肉）变成有机肥还入农田的良性循环。”科技部对该成果予以肯定，长江商务局等买家也表现出了很强的合作意愿。

  万事俱备，陈庆振的秸秆产业研究正待蓄势勃发，突如其来的一个事端，始料不及地落在陈庆振头上，他不得已放弃了大有前景的秸秆产业。历史担责者往往与个人愿望未成正向。在一定的空间，有些人并非所愿所求，但却最终担当主角；有些人锱铢必较、孜孜以求，却始终无获。

  1998年，中国民协由于秘书处存在的问题，协会领导和理事企业家迫切希望秘书处尽快更换调整。这一条消息，其实陈庆振早听说了，当时他从科海一线退下来，就有人找过他，透露过想让他接管中国民协从事管理的意思，但是陈庆振没有同意。5月的一天，部分企业家在四通开会，短信通知陈庆振去参会。陈庆振料想到企业家们可能会提出由他掌管民协日常工作，所以当时没有参会。会后，企业家们再次打电话，要求大家聚聚，晚上一起吃饭。等陈庆振坐在饭桌上，才发现企业家们已经“预定”了，一致选举陈庆振为中国民协的秘书长。

  “既然朋友们看得起我，甚至有人开玩笑激将我，要不你去给我做总裁，我来民协当秘书长。于是，我决定到民协就任一个月，收拾残局之后，再离开。”6月18日，在全国工商联会议室里，中国民协召开理事会，推举陈庆振出任中国民协秘书长。签字的时候，陈庆振在“秘书长”的职务前面，谨慎地写上个“代”字，“我不能做秘书长，否则我就走不了了。”

  当陈庆振一进民协才发现，原来的秘书班子把民协所有的东西用大卡车拉走了，档案、设备都带走了，连公章都没留下。这样一个时间段，企业家和各地理事都很支持他，“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说。”陈庆振对段永基说：“老段，把你的办公室主任调到我这里来做办公室主任。洪德，把你的副总裁兼办公室主任，调到我这里来做副主任。”最后决定，两个企业的办公室主任轮流到民协协助陈庆振的工作。重新租房子、科瑞集团郑跃文去买电脑中国民协开始重新搭建。没有公章，陈庆振和王洪德就去找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张玉台，吃饭席间，将民协所面临的现状和盘托出。为此事，张玉台专门开了党组会，表示要支持中国民协的工作。

  “当初我说一两个月解决，但是，两个月过去了，民协的章都没有拿到。”就这样，陈庆振一步步地接手民协，一切重头开始，今天民协的账本，还是从1998年陈庆振接手之后重新建立的。在他就任一年以后，民协的工作才基本理清。

  春秋荏苒。陈庆振在中国民协的岗位上服膺了13年。这是个寂寥棘手的岗位， “科技实业家协会”，名声很大，好像很富有，却是无权无势更无钱。特别前任秘书班子把财务制度破坏殆尽，工作人员散失，甚至连公章都裹挟走，这与中国民协的宗旨大相背离。陈庆振上任伊始，就紧紧依靠团结广大科技实业家，发挥团体作用，秉持坚持建设有特色的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的宗旨，竭诚尽智。他认为正人先正已，自己先从点滴做起，决定不从协会领取报酬，并把私家车当公家车，一跑就是13年。前任秘书班子搞所谓“创收”，欠下一债，陈庆振认为这是给中国民协抹黑，为此他以真诚为企业家服务的行动，一笔一笔地还清欠债，重新树立起中国民协的形象。

  搞所谓“创收”显然违背中国民协“献身民营，敬业乐群”的宗旨，为重建全心全意为协会服务的秘书班子，陈庆振和秘书班子“约法三章”：不准以协会名义搞“创收”，不准任何协会工作人员向企业索要，不准做任何与协会宗旨相背的事。他对工作人员说：“我们不怕缺钱，就怕失德，为了小钱损业害家的要走开！”他说的“家”指“大家”，即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此后中国民协换人换思想。13年过去了，协会全体人员没有一点一个人去做有损于协会的事，都兢兢业业，赢得了企业家和社会的一致好评。

  坚持为企业为企业家服务着重点在哪儿？1998年前后，社会上曾出现一股取消“民营”风，这股风出自某政府部门担责官员之口，一时间指责民营科技的声音不绝于耳，民营科技企业家进退维谷，发展环境又一次遇到了障碍。陈庆振与理事长王治国认为，必须正名，一定要尽快改善民营科技与企业家的发展环境，确立民营科技公司的法律地位。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请资深专家写出有份量的理论文章，另一方面充分的发挥中国民协理论组的作用，开展实际调查研究，积极向国家和政府建言献策。1998年秋冬，协会组成了由资深专家于维栋带领的调研组赴全国各地调研民营科技公司发展情况，自东北至西北、中南、华南、华东，历时一个半月，调研了12个省市，写成《十二省民营科技企业调查报告》。1999年新年刚过，1月5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召开“民营科技发展情况座谈会”，中国民协在会上汇报了全国民营科技企业特别是12省市调研发展情况，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李绪鄂讲话指出：民营科技企业对社会对国家做出了许多贡献，应该正确地评价他们。并认为应当在法律与政策地位上予以明确。同月江苏省人大通过《江苏省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条例》，3月河南省人大、7月青岛市人大、11月山西省人大、12月湖北省人大等纷纷制定颁布地方法规支持大力发展民营科技企业。与此同时国家主管部门财政部、科技部采取积极扶持政策，发布了针对民营科技企业的《关于科技中小型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暂行规定》，1999年8月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召开。总理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民营科技企业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支新生力量，要加强对民营科技的支持和引导，促进它们的健康发展。”“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陈庆振把支持政策理论研究作为协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长抓不懈。

  脚踏实地的调研成果辅助了政府决策，政府制定系列政策又促进了民营科技企业未来的发展，进而协会的咨询服务功能也得到了彰显。陈庆振更感悟到协会必须坚持为政府决策咨询服务，必须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创业创新环境服务，同时也切身感受到拥有一支政策理论研究队伍的重要性。2001年陈庆振支持成立了中国民协研究中心，研究中心成立的第一件事，就是承担国家科技部的重点课题《中国民营科技公司发展报告1978-2001年》。研究中心集合了数名老专家，不畏严寒酷热，又调研了22个省市，于2002年完成了长达116万余字的发展报告，并正式出版。科技部谢绍明顾问把报告转送同志，受到好评。稍后，陈庆振又支持中国民协研究中心与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等单位合作，完成《中国民营科技公司发展报告2001-2006年》，现《中国民营科技公司发展研究报告2006-2010年》业已完成。软科学研究为树立中国民协的社会地位，打造政策研究品牌发挥了作用。前不久陈庆振还坦露心迹：“我对几位老专家20多年如一日研究民营科技很感动，我总想找到一个条件机制，支持他们，再不能像过去为了省钱，让几位老同志坐火车硬座去全国各地调研了。”

  做过企业的陈庆振，深知做民营企业之难。向决策层和政府建言献策是中国民协和陈庆振一直努力的目标之一。2004年4月，厉以宁提出，民营企业的发展面临诸多不公，应该改善其发展环境。随后，批示各部门组织调研，中国民协参与讨论并提出一些建议。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36条”）。

  特别是每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中国民协充分利用议国是、参政议政之际，由协会系统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建言献策。2005年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经济农业组联合会议上，中国民协理事长段永基做了《关于落实国务院“非公30条”，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的发言，此前在小组会上听了发言，认为很好，并说：“线年“两会”召开前，段永基、陈庆振、王小兰、楼滨龙等几位民营科技公司家联名向反映民营科技公司融资难问题，得到了批示。

  金融危机以后，国家对民营企业缺乏支持，4万亿元都给了大企业，中小企业根本得不到，但真正需要钱又解决就业的却是中小企业。而且，如今我国60%以上的自主创新来自于民营企业，90%以上的就业由民营科技公司解决。为此，中国民协向中央呈递了相关报告并获得批复。

  科技公司家资源是可贵的人才资源。对于这个人才群体，通过自身的创业实践和13年的协会服务，陈庆振不断加深理解，他要把优秀中国民营科技公司家推介到世界大舞台。进入新世纪以来，陈庆振主持协会与中国工商联、《科技日报》合作组织了三届“中国优秀民营科技公司”和“中国优秀民营科技公司家”的评选工作。特别是自2000年始，中国民协与香港理工大学等单位密切联合，组织“紫荆花杯突出成就奖”评选工作，其宗旨就是奖掖优秀民营科技公司家，通过香港的窗口，面向海外，走向世界。这已经成为中国民协打造的一个品牌，连续举办四届， 120余名“紫荆花杯”获奖者已成为当今中国民营科技事业的翘楚。

  勇担社会责任，服膺党和国家的大局是民营科技公司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中国民协在陈庆振担任秘书长的13年中，一直恪守这个职责，身体力行推动。1994年由中国民协理事及成员单位代表率先在全国发起成立以支援“老少边穷”、助困脱贫为目标的光彩事业，得到了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商联的支持。1994年至2000年，中国民协先后3次组织赴西藏光彩事业考察团，实施多项助学扶贫项目，如北京京海在西藏建立琼结京海小学，甘肃奇正在西藏林芝地区援建藏药基地等。陈庆振先后三次到西藏，并组织人力、携带资金到西藏建立特色农场。光彩事业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成立了光彩事业委员会。1995年8月全国政协主席在北戴河亲自接见了中国民协赴西藏光彩事业考察团，对中国民协组织企业家所服膺的事业予以高度评价。

  民协无时无刻不把国艰民难放在心上。1998年夏，长江流域、松花江流域发生洪水灾害，正值陈庆振履新赴任之时。协会理事长与陈庆振议定，由民营科技公司家伸援手，抗洪帮助遭灾地区的人民重建家园。为此中国民协和陈庆振动员了20余个民营科技公司家为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自治县捐资盖房，当年冬天让受灾严重的几十户人家都住上了新房。陈庆振说：“企业投身社会公益事业，是很正常的事情。作为企业，赚了钱，第一个贡献是给国家纳税，第二个是解决就业。另外，企业家的个人财富里，拿出一部分回馈社会，这是应该的。”

  陈庆振是个内敛持重的人。话语不多，他处事不愠不火却从不失原则。上善若水，平等待人。彭树堂说：“民协发展到今天是有很多条件促成的，但是和陈庆振这个人密不可分。他与人为善，从不颐指气使。陈庆振在中关村有很好的口碑，温良恭俭让这些儒家提倡的待人接物的准则，在陈庆振身上有很好的体现。上到最高领导，下到平民员工，他都能够一视同仁。”听到多年好友彭树堂的这番评价，陈庆振只是谦虚而淡然地说：“在研究所里都是这样，研究人员对事不对人。”

  正是由于正直和谦和性格，陈庆振赢得了中关村乃至全国诸多企业家的信任。中国民协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工作会议，为了开好会，他都要精心准备，周到安排。开会，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最大的问题是需要经费，而来自全国各地方的协会秘书长们大多数是非企业家，他们又多是为民协工作10年甚至20多年的老同志。陈庆振对他们献身民营、敬业乐群的精神，既钦佩又感同身受。为此陈庆振充分发挥企业家资源支持协会。13年来不论是中国民协年会还是论坛从未借会议之名收取过任何费用。平等相待，肝胆相照，是一种力量，打动人心的力量。每年陈庆振要接待许许多多到中国民协的客人，迎来送往，不论职务高低，不论是企业家、地方协会领导，还是普通到协会办事的客人，陈庆振都以礼相待。云南省民协理事长来了，陈庆亲自陪他去医院看病；辽宁民协秘书长来了，他开车到北京站接应；上海、重庆民协秘书长要返回了，陈庆振又亲自开车送至机场点点滴滴，件件小事，无一不浸透陈庆振善待于人、躬亲于事的风格。

  对同一营垒中相知相遇的老朋友陈庆振念念不忘，对他们无私奉献民营科学技术事业的精神，陈庆振厚重情义，竭尽赤诚。“陈庆振对于企业家遇到的各种困难都伸出援手，企业遇到打官司、困难的事儿都找他，对老同志的经历他都感同身受，不管现在健在的，还是故去的，都能够感觉到陈庆振的厚之以礼、待之以仁。他不是系铃人，却是解铃人。”陈庆振身边的老朋友，最了解他的为人处世之道。

  2003年3月民营科学技术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戴晓钟突发脑溢血去世，在其弥留之际，陈庆振与常务副秘书长楼滨龙、副秘书长彭树堂亲自看望。嗣后又以中国民协名义召开追悼会，陈庆振主祭并致悼词。2004年8月中关村民营科技创业第一人陈春先与世长辞。对这位把毕生献给民营科学技术事业的中关村播火者，北京民协和中国民协为之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作为中科院的同事，又是几乎同时走出到中关村创业的战友，陈庆振献上哀思，率中国民协全体同仁为先驱者送行。

  2005年夏秋，对陈庆振更是一个怀念老战友的时节。6月，中国民协得到消息，著名企业家、全国扶贫状元、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民协第一副理事长张永明含冤辞世。张永明为推动民营科学技术事业心力交瘁，积劳成疾，罹患肠癌，由于其合作方阻挠，陷入无法交纳住院费的惨境。老朋友的境况陈庆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方面交由李国光、彭树堂尽快撰写“内参”反映情况，一方面筹措资金前往武汉亲自看望。6月下旬《科技内参》刊出《张永明蒙冤罹病陷绝境》情况反映，科技部长徐冠华、副部长及湖北省副省长郭生练分别批示，初步改善了医疗条件，但张永明终因病重辞世。陈庆振又亲自去武汉悼念。8月田志强、9月华贻芳又先后辞世。对这两位刚正不阿的老朋友，陈庆振由衷扼腕不已。特别是华贻芳，一生际遇坎坷，却对民营科学技术事业执著追求。作为中国民协的第一任秘书长、泰山研究院原秘书长，华贻芳以深邃的思想为建树中国民营科学技术事业理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2005年5月华贻芳检出癌症，陈庆振立即联系医院。从5月至9月华贻芳逝世，陈庆振安排专人在其身边守护。在华贻芳去逝五周年时，陈庆振与有关单位举办了追思会。至于华贻芳的身后事，陈庆振更是周到细致，帮助其家人解决包括住房难等诸多问题。逢年过节，陈庆振必做的事之一就是去看望华贻芳的家人。

  云南路达公司，是云南成立最早的民营科技企业，曾拥有全国最大的700万吨储量的钛矿基地，公司总经理罗志德有云南钛王之称。由于不正当竞争关系，1998年，地方政府有人通过不正当手段把他抓起来，罪名是毁坏山林。损坏绿地的恢复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给国家绿化部门交钱，一个是自己恢复。罗志德曾与地方绿化部门订立合同并按规定付足了修复费，但是地方部门没有及时恢复绿地，反而将毁坏山林的罪名嫁祸于路达。2001年，罗志德以涉嫌“滥伐林木罪”被昆明西山区人民法院判处3年有期徒刑。其时，陈庆振得知此事，委派专人前往昆明，调研了近一个月，并由李国光教授和彭树堂研究员写成《科技内参》，向中央纪委、全国人大反映，时任中央纪委书记予以批复，要求云南省委书记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等对此也先后批示，要求妥善解决。由于中国民协的支持和努力，罗志德被释放，免除牢狱之灾。

  “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陈庆振说，“有一些曾经为改革开放、为国家经济做了很多贡献的人年老体衰退位了，没人看没人管了。但是对于这些做过历史贡献的人，我们都不会忘记，企业家也不会忘记。”

  听罢这番话就不难理解，何以陈庆振在中国民协做秘书长得到了所有企业家的支持。正如当时做企业坚持成果转化一样，坐镇民协，他坚持打造一个服务企业的平台，就是基于“把一件事做好”这样一个简单的理念，陈庆振无愧于任何一个企业家、任何一个与他有过或深或浅交道的人，在平凡、平等中显示出一种不平凡的力量。寄意民营多奉献，满目青山跃葱茏。到明年，陈庆振在中国民协秘书长的位置上又届满5年，连续三届，该退下来了。一个不经意的“差使”让他服膺了13年，对于此陈庆振显得平静、坦然、欣慰。回顾往事，检点心路，民营科学技术事业无疑是陈庆振挥之不去的心结。

  “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还是让我在默默献身的阴影里，做叶的事业吧。”泰戈尔诗句正是陈庆振立身行事的真实写照。《色眼识人》对于绿色性格有这样两句描述，用来形容陈庆振堪称精准，“绿色和善的天性充满了温柔的吸引力，他们对所遇之人几乎都保持着仁慈和柔软。”“绿色充满了温情主义，他们是温和、谦和、平和三和一体。”